(资料图片) "中国正在面临发展路径创新,以更少的人均排放来实现相似的收入水平,达到可持续发展,这需要艰苦卓绝的努力,需要有政策和体制来支撑实现这样的转型。"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6月20日在"能源中国:绿色发展新范式,引导产业转型与增长"主题论坛上表示。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 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 邹骥称,经历几十年发展,中国经济增长正在逐渐与碳排放脱钩。有望经历约二三十年,从现在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转化为以非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长远来看,中国整体用电量不会减少,但发电来源会产生变化,主要来自非化石能源。这是转型的前景预期,需要划定碳资产总边界,向市场主体分配碳资产,通过交易来促进刺激投资者投资,促进技术进步。 与此相应的是,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即所谓的"新三样",无论是在国内经济增长中起到的推动作用,还是在出口、消费等方面的促进作用,都显得异军突起,这是经济在转型的重大信号,预示着经济发展的新方向和新未来。 他梳理指出,约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特别是以1740年发明蒸汽机为标志,一直到今天,工业文明一直持续发展。此后,在电磁学、微积分、解析几何、元素周期表、量子力学相对论、细菌和微生物学、生命科学等科学支撑下,能源技术,瓦特蒸汽机、石油驱动内燃机、核反应堆、发电机、材料及材料加工、冶金、水泥、化学材料、晶体管、计算机、互联网、自动控制、精密制造、生物工程等技术突破,导致系列产业发展,变成物质财富创造的基本来源,形成国民经济发展的载体。 工业革命早期,乃至20世纪中叶以前,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并不突出,但到了20世纪中叶以后,特别是50年代到70年代,西方社会这个问题就比较突出,人们物质消费指数突破自然资源容量上限,导致自然界报复和失衡,出现系列环境问题,如今天致力解决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这是自然界给予的重要反弹力,要求我们在传统工业文明基础上去反思,去转型,也就是进入生态文明。 邹骥认为,工业文明时期,形成的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是资本至上,注重物质资本的形成,单向从自然界索取。进入生态文明以后,对应的科学发现是继承传统的科学认知,同时产生新的科学,如空间科学、地球观测科学、环境科学等,让我们对地球认识、气候变化的认识能力远超以往。芯片、大规模集成电路、大数据与计算技术、人工智能、互联网、现代制造技术、电动车、储能、生物技术、农业技术、新能源技术等系列技术源源不断产生,支撑可能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形成系列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的新产业,如新能源产业、新能源汽车、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 在此背景下,需求结构的升级换代以及自然环境容量的约束要求彻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超越工业文明,进入生态文明。邹骥称,绿色产品和绿色服务为本世纪经济在更高水平上提供巨大的需求,科技创新则依然是永恒的动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驱动和支撑力量。同时,如何衔接好逆周期和长远跨周期,是历史性的新起点,对管理者和全社会都是考验。 值得关注的是,他还谈到,新的发展价值观,一是以人为本,二是促进公平公正,人人享有发展权,包括用能权,三是国民财富体现在四大资本上并形成一定配比,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来驱动发展。"一个越来越发达,越来越现代化的社会,要求自然资本,环境质量、生态质量以及对全球环境系统的影响越来越友好。" 邹骥直言,相信通过系列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的转型一定会实现,而实现的过程就是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换。 (编辑:文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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